觀察人士指出，中國“零關稅”政策不僅推動貿易便利化，還促進中國與非洲間的投資、工業化進程和經濟合作

中國決定將“零關稅”政策擴展至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這一舉措絕非單純的貿易便利化措施。該舉措一方面為非洲出口拓寬機遇，另一方面有助於刺激投資、加速工業化進程、深化中非經濟融合，同時為新興專業服務業開闢發展空間，從而加強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的作用。

2024年12月起，中國內地對來自33個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的出口商品實施“零關稅”政策。自今年5月1日起，該舉措擴展至此前不符合資格的另外20個非洲經濟體。尼日利亞、埃及和肯尼亞等國自此可以享受准入中國市場的同等待遇。該舉措對包括澳門和粵港澳大灣區在內的整個價值鏈及經濟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零關稅”政策的擴展為非洲大陸帶來了更多機遇。觀察人士表示，為充分發揮該舉措的優勢，各非洲國家需加強基礎設施投資，提高產業鏈價值，並確保在生產全過程中遵守法律法規。他們強調，通過以上舉措，非洲國家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場中競爭，充分利用進入中國市場的新優勢。

中國“零關稅”政策自5月起生效，其發揮的潛力備受期待。有意見表示，僅靠取消關稅不足以擴大非洲對華的出口規模。該舉措能夠在推動非洲實現生產現代化、投資和經濟多元化等方面發揮更深遠的作用。

戰略機遇

佛得角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企業家、創業家及自由職業協會理事會主席Lenine Mendes表示，該舉措“應被視作一個戰略機遇，而不是一個解決方案”，關稅僅僅是商業往來中的其中一個因素。

他表示，“真正的挑戰在於將對華貿易開放轉化為切實的經貿合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佛得角需要加強商業生態系統建設，促進貿易互訪，便利出口融資渠道，推動國際認證，並為中小企業設立扶持項目。”

Lenine Mendes指出，佛得角的出口基礎規模相對較小且呈現集中化特點。他表示，企業界將該舉措視為“加強私營部門、政府和國際夥伴之間合作的良機”，旨在幫助更多佛得角企業在日益激烈的市場中競爭。

“零關稅”政策的新受益者包括肯尼亞等大型經濟體。來自肯尼亞的顧問Indekhwa Anangwe一直關注全球供應鏈的變化，自中國政府宣布“零關稅”政策以來，她持續關注該舉措的進展。她表示，“這是一個好開始，但單靠取消關稅並不能保證市場的准入，也不能保證帶動國家出口的增長”。

該顧問表示，肯尼亞“長期以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友好關係”，主要依託咖啡及各類茶葉相關產品出口。她強調，以往這些產品需要繳交不同的關稅，新的關稅制度為肯尼亞拓寬中國內地市場創造“潛力”。

Indekhwa Anangwe表示，在國際貿易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中國“零關稅”政策具有重大意義。她指出，“近幾個月貿易局勢緊張，各國關稅持續波動，在此情況下，‘零關稅’引發全球關注”。她提及美國和歐洲近期採取的多項措施，加劇了國際貿易關係的不確定性。

從市場准入到工業化發展

儘管將“零關稅”政策擴展至53個非洲國家被普遍視為對非洲各國經濟的利好消息，但要有效進入中國市場仍面臨眾多挑戰。其中，嚴格的植物檢疫要求尤其突出，並持續制約許多生產者開展對華出口。

澳門安哥拉商會會員大會主席Pedro Lobo表示，“對眾多非洲出口商，尤其是對安哥拉出口商而言，最大障礙其實並非關稅，而是各出口商能否持續、符合審計要求地滿足其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和對華銷售的要求。”

Lenine Mendes亦贊同該觀點。他表示，減輕關稅能夠降低產品出口的成本，“但並未消除中國市場對質量標準、產品可追溯性、衛生認證和技術合規性的嚴格要求”，這些實際情況始終制約佛得角生產商對華出口。

Pedro Lobo還指出，對於有意對華出口的企業而言，還需應對其他一些決定性因素，尤其是“產品標籤和商業宣傳，產品標籤上的中文說明、營養成分、原料清單、產地信息和健康聲明都必須符合具體的規定”。此外，他還補充，“中國市場對產量要求高，因此規模化和持續性的生產至關重要。”

雖然僅靠取消關稅不足以確保非洲生產商准入中國市場，但這項政策切實為非洲經濟體開闢了新的發展前景。

肯尼亞顧問Indekhwa Anangwe表示，“對非洲國家而言，在投資及合作方面，真正的難題是生產能力有限。我們仍在提高產品品質和完善衛生標準，然而其中一項最大的挑戰有時並非產品本身，而是生產商如何將產品推向市場。”

她補充，“物流也是一項挑戰，對小型生產商而言更是如此”，同時“非洲大陸亦需大力推動工業化轉型”。

Indekhwa Anangwe表示，“零關稅”舉措應該成為推動非洲經濟體創造更大附加值的動力。她強調，“非洲國家應把握機遇，思考自身國家的價值創造和工業化發展，這樣我們就不會處於產業鏈的末端，我們更要關注收益分配不均的問題。”

Lenine Mendes表示，在適當的公共和私人投資下，該項新舉措能夠帶動經濟增長和地方發展。在佛得角，漁業、海產加工業、特色農產品、農貿業、天然化妝品、傳統飲品以及其他高附加值產品等多個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正迎來重大機遇。

Lenine Mendes亦指出，“佛得角企業越來越認識到需要投資改善生產流程、獲取國際認證、開展技術培訓以及建立機構間合作。同時，公共機構和企業協會亦需加強其在企業賦能、宣傳出口標準和便利企業國際市場准入等方面的作用”。

Pedro Lobo表示，以安哥拉為例，咖啡、優質產品、可可及其衍生品、水果、魚類、水產養殖、重要礦產及鑽石是該國發展潛力最大的產業。

他表示，“這項政策效益僅惠及於非石油產品，但目前該類產品佔比極少。因此，該項政策對安哥拉具有未來發展潛力：只有當安哥拉建立非石油出口產品供應體系，並持續、符合審計條件地滿足中國市場准入要求時，這項政策才能發揮真正作用”。

Pedro Lobo總結，在此背景下，新的“零關稅”制度“是一個重要商機，然而只有能夠解決合規、品質、融資和執行問題的經營者才能捕捉其經濟價值”。

澳門的角色

雖然目前對中國“零關稅”政策影響的全面分析仍言之尚早，但各界普遍認為其效益不會立刻顯現。儘管如此，各界對其轉型潛力，尤其從長遠來看，還是抱有高度期望。

Lenine Mendes表示，“長遠而言，這項政策能夠為佛得角出口多元化、刺激本地生產、提升企業競爭力以及為吸引出口投資提供重要機遇。”他補充，“佛得角企業還需要在產品品質、認證、創新、物流、產能以及企業國際化等方面進行投資。”

正是面對這些挑戰，澳門才能鞏固其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間平台的角色。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僅作為機構間溝通的橋樑，還可以發展成為專業服務中心，為非洲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提供協助。

Pedro Lobo表示，“每項挑戰都意味著潛在的相應服務鏈，包括準備評估、註冊管理、供應商審核、技術翻譯、標籤設計、進口商代表、實驗室檢驗、品質控制、運輸監控以及突發事件處理等。”

他認為澳門“不應被單獨看待，而應視為粵港澳大灣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應充分利用區域互補優勢，“簡化進口、分銷和融資等不同營運環節”。Pedro Lobo指出通過以上方式，“澳門企業才能在產品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過程中，真正發揮作用，並成為不可替代的存在。”

Pedro Lobo還表示，澳門特別行政區“可以發揮其獨特、切實的中葡平台作用，尤其是在服務、協調、培訓、文化調解和機構關係等領域”。

他指出通過與大灣區其他經濟中心聯動，澳門平台的角色可更為穩固。他總結道，“與橫琴、香港、深圳、珠海和廣州的相互融合，使澳門這一角色更具可信度。當中的優勢並非將這些司法轄區視為相互獨立的市場，而是合理利用中國和粵港澳大灣區現有的互補機制和職權。”

人民幣推廣

中國與非洲經濟體間日益緊密的貿易聯繫也引發了一個金融問題：深化雙邊關係能否促進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獲得更廣泛的使用？

Indekhwa Anangwe表示，廣泛使用的場景看似可能，但實現過程絕非易事。她指出，“這是其中一項戰略舉措，甚至會推動部分國家向這一目標發展，但要超越美元作為主導貨幣的地位，仍然面臨巨大挑戰。”

她表示對於許多非洲出口商而言，如果中國貿易夥伴優先使用人民幣，使用人民幣就具有實際優勢。“如果莫桑比克或肯尼亞企業與中國進行貿易，合作夥伴更傾向於使用人民幣的話，即使人民幣結算有利於擴大出口規模，本地生產商仍會面對較高的貨幣兌換成本。”

Indekhwa Anangwe認為，這種發展趨勢將逐漸穩固。“我認為其可行的原因是，我們觀察到，尤其是在美元使用方面，非洲各國正在推動機構以本國貨幣或價值更低的貨幣來發行或維持債務。部分國家已就該問題展開討論，因為交易成本會在美元出現波動或短缺的情況下上升。”

Lenine Mendes也表示未來人民幣的使用規模會擴大，但他亦強調，這一趨勢在佛得角尚不明顯。

他指出，“在佛得角，美元仍然是與中國進行國際交易的主要貨幣。儘管中方機構持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人民幣在佛得角企業的貿易往來中使用仍十分有限。”他強調，“從中期來看，尤其在建立有利於非洲經濟主體使用人民幣的金融、銀行和匯率機制後，人民幣的使用規模可能會擴大。”

Pedro Lobo也承認美元在國際交易、融資及外匯儲備領域的核心地位，同時他亦觀察到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重要性。他強調，“投資者要考慮的真正問題並非某一種貨幣會取代另一種貨幣，而是透過哪種貨幣組合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每次資金流動的風險和成本。”